历史回音里的教育梦想 ｜好书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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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上班第一天，是否还没缓过神来？假期大餐就这样悄然结束，还好有书评君陪你好书慢读。今天的“慢读一本书”来自2016年度教育类好书《我和教育》。

《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

作者：舒新城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中国现代教育自萌生至今已逾百年，承载立德树人之大业，见证历史时局之变迁。倘若探寻源头，追溯起点，则要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站在传统与现代之交，舒新城先生以其1893-1928年间的生活经历为线，忆述了一部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史。从做学生时亲历私塾、书院生活，到当教员时探索新式教育方法，再到教育著述时反思新旧教育利弊，舒先生用历史的记叙方法，兼带描写，用心力书写了一部深思学术与人生的精神自传。

我们致敬舒新城，因为他力求客观地记述，坚持率真地书写，不避冒犯与嫌怨，把父母亲族的影响、师长朋友的交往极尽真实地呈现。教育中人写教育中事，不仅耳闻目见、亲力亲为，而且朴实恳切、细致入微。在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我和教育》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个人记录。

舒新城 (1893～1960)，湖南溆浦人。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海》首任主编、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一生教育经历跌宕起伏，著作宏富。代表作《道尔顿制研究集》（1929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33年版）等。

叙

| 舒新城（摘自《我和教育》）

我怀着作此书的意思已有多少年，但决定动笔写此书，却是很近的事情。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华学艺社在南京中央大学开年会，我以社员资格出席，最初只想去听听各专家的宏论，绝不想说话。哪知报到的时候，秘书主任马宗荣先生说预备会议决定第一日开会时派我为社员演说员之一。我当时既无预备，又不曾携带书籍，临时得不到题目，只得将我平日的教育意见略为讲述。不料下台之后，蒙许多社友赞许，夜间公宴席上，更有约为个人谈话表示赞同者多人——姓名现在不尽记得，只有郑天民及费鸿年两先生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而当时的主席欧元怀先生于述欢迎词之余，并特别提出我的讲演来说。虽以讲演时的时间迫促，我的意见不能尽量宣布，致使听者有不明了之处，但大家对于我的见解之注意我却深深感谢。

还有，当我讲演的时候，中央大学有许多学生在旁听，第二日教育学院更约我去讲演。五六年来我都不愿在学校里演讲，但为着上述的两件事实，也就决然答应，并拟定题目为《我和教育》，于五日下午公开地讲了两小时，而且声明要写成一部书。

这是我写此册的原因，以下说《我和教育》的含义。

在中央大学讲演之前，我本拟定题目为《我和我的教育观》。后来觉得不对：因为我要说的不尽是教育见解，有的是我从事教育的经验，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经过，而且有的只是些与教育间接又间接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最后改为《我和教育》。这样，凡属与我个人有关的教育事业、教育经验、教育见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于个人教育经验，都可以自由地讲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以为从广义讲，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得受教育，无论谁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属于“我个人”的代名词，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也可以说谁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种种关系，写成一本书叫作《我和教育》。故这样的书，不能算作一种什么著作，只是一种叙述我个人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记事册而已。

当我未讲和未写之前，我也会想过这样的记事册是否有写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余年，恃教育为生者又十余年，但是反躬自问，我对于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记述，不过是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学识上自无贡献可言。——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仍要将《我和教育》写成，也有一种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我个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国社会上，当然都是渺沧海之一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却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最速的变迁的，要从清末海通以来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变迁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战以后：从那时起，在国际方面由闭关转到通商；在经济方面由农村自给渐入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转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个别教学转到班级制，由私塾书院转到学校，由考试制转到学年制。至于社会思想的转变更为复杂：自从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后，世界上的各种伦理学说，各种政治理想，各种社会主义，各种文艺思潮，都曾在中国智识阶级中占一席地，而以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形尤为复杂。我在此时代中最为幸运，几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闻目见或亲历其境。因为我是生于甲午的前一年，是小农之子。幼时曾受过纯粹小农社会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十五岁以后，又曾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二十四岁以后即从事于教育事业，三十二岁以后专力于教育著述，较难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农社会而转入工业社会。虽然我现在绝不能再回到故乡去过小农社会的生活，但小农社会的种种生活习惯，我仍丝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兴味；同时因为职业与生活的种种需要，对于工业社会的种种习惯我也能相安，它的好处和坏处，我还能判断。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经验：就是我当学生时，曾因闹风潮而被开除，更曾借过别人的文凭考入高等师范；当教员时，曾教过几省的中学师范及大学，并曾作过四次风潮的对象而几至于生命不保。所以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把我的生活历程作根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我想或者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书册，还容易使人感兴趣一点。所以也就不避夸大之嫌，毅然写成此册。同时希望读者不专把此册看作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私塾和书院在中国旧教育制度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现在的青年便无从经验；我这记录也许有可以供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参考处——而从这不完备的记录中追求时代的精神、推进时代的轮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顶祝的。

我写此书，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故一切以率真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写作时的“我”力求客观地记述被写作时的“我”的真实现象；对于父母、亲族、师长、朋友亦本此态度，不避冒犯与嫌怨，力求客观。因为我以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进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师长、亲族、朋友都矫揉造作或隐恶扬善地写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写得完美无缺，那无异以宗法的观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志，根本不足以表现时代中的“人”与“人生”，亦根本不必写此书。因为立意率真，故书中关涉师友、亲族的地方难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处，尚望与此书有关之师友、亲族谅之。如能根据事实，予以校正，则更所感祷。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那代人是在真的办教育”

口述 | 向继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向继东，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策划，不夜灯工作室主编。

《我和教育》策划、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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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和教育》

我一直很喜欢这本书，很想促成它再版，但以前没机会，后来等我自己做出版了，才做成此事。再版此书，屈指一算，竟花了近30年时间。

我之所以执著于此事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确实喜欢这本书，二是因为我和舒新城是乡党，都是湖南溆浦县人。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编纂地方志的时候，就注意搜集舒新城的资料，知道他进了省人物志的，是个了不起的学界人物，当时便很有野心为他写传记。1987年5月，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室见到《我和教育》这本书，当时就想复印它，可那个时候复印成本很高，就只复印了他回忆在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求学那一段文字。后来，我有机会把这部分文字编到《一方热土人：溆浦文史》第五辑这本书里，没想到读者反响热烈，纷纷前来索书。大家都说这是本好书，问我怎么能买到这本书，我也茫然。

三年后，我终于拿到了这本书的复印本，是当时在上海农科院工作的一位溆浦老乡，帮我从辞书社图书室复印来的。我如获至宝地藏着，一直想找出版社再版，但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县城里工作，没有机会。1993年，我从县城调到省城长沙，在湖南省政协机关报《湘声报》做了副刊编辑。在这个平台上，我做了二十年编辑，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精英，同时也做出版，主编了好几套丛书，其中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就主编过 “新史学丛书”，该丛书共出了4辑20多种。正因为此， 2013年退休后，即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聘去做人文图书总策划。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我自然将《我和教育》的再版提上了日程。2016年10月，我终于将它纳入“民国春秋丛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出版人，过去的2016，感慨良多。坦率地说，过去的一年，做出版是很不容易的——正由于不容易，我们才选择做这样一本书。这就是之所以出版这本书的大致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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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新城先生

舒新城受过完整的私塾和书院教育，15岁后才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他是带着新、旧教育经验的矛盾冲突走上问学之路的，新、旧两种教育经验在其内心里并存、并冲撞也是难免的。舒新城先生也认识到，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有迷人之处，可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必将成为过去；而新式的学堂即便不尽如人意，可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他积极投身于新教育运动，譬如他极力推广外来的道尔顿制教育，并撰写多种道尔顿制研究书籍。虽然最后归于失败，而那时候好就好在，教育的归教育，没有太多外在的权力干扰。

关于舒新城先生的为人处世，《我和教育》一书里有不少记载，尤其是那篇附录很值得一读。其夫人刘济群的《我所知道的舒新城》，里面有很多细节，很生动，也很感人。他总是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以身作则。他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在衣食住行方面一贯是简单朴素的，长衫破了，总是补了又补。上世纪50年代，他做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面给他配了小车，但他很少用，只有办公、开会时才偶尔用；组织上为了照顾他身体，给他租了每月220元的大房子，只要他自己补交20元，但他拒绝搬迁，坚持只住自己付得起房租的廉价房，每月租金只有二三十元。他家里的大小家具，也基本上都是旧货市场买来的。从舒新城的节俭自律，联想到当下的奢靡之风，不禁感慨，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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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

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到蔡元培》的文章。我在文章里说：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和失望。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许多年前，杨东平先生曾在《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当时舒新城那代人办教育是真的办教育。那一代知识分子自然都是老派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正派，追求真理，孜孜不倦。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虽然，那时国民政府曾力推“党化教育”，但教育家们可以不必理会，仍可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人做事，不党不派。这也许是成就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本文整理自2017年1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特07版，《我和教育》节选内容经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罗东，户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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